曾子的“慎独”

曾子的“慎独”
作者:马爱菊(山东大学儒学高级研究院博士)  “慎独”是儒家之为儒家的一个重要思维符号。梁漱溟先生乃至断论:“儒家之学仅仅一个慎独。”(《人心与人生》)先秦文献中常见“慎”,而“慎独”一词则源出于和曾子密切相关的《大学》,牟宗三先生判定曾子便是首创者:“慎独这个观念孔子没讲,孟子也没讲。假如你要追溯这个观念的历史渊源,那当该追溯到谁呢?当该是曾子。”(《我国哲学十九讲》)讨论曾子的“慎独”观,有着共同的思维史的认知含义,特别是关于了解儒家而言。  《大学》第六章中,先后两次呈现了“慎独”一词。前者:“所谓诚其意者:毋自欺也,如恶恶臭,如好好色,此之谓自谦,故正人必慎其独也!”后者:“小人闲居为不善,无所不至,见正人然后厌然,掩其不善,而着其善。人之视己,如见其肺肝然,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,形于外,故正人必慎其独也。”  文中“慎独”之“慎”,转义是“谨”,许慎《说文解字》:“慎,谨也,从心真声。”又有“诚”之义,《尔雅》:“慎,诚也。”而“独”则与群相对,意为孤处,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释为“独而不群”。前一句“慎独”,意为诚心则必心里端悫真挚,不虚骄做作,就如“恶恶臭、好好色”相同,坦白厚道,不自欺而欺人,故正人于幽暗处亦必磊落、严谨,“慎独”自处。这儿的“慎独”,更明显的是针对“自欺”而言,是反“自欺”的。下一句“慎独”则由“闲居”引发,打击小人之“掩”,论诚中形外,人前做秀只会画蛇添足,也无异于掩耳盗铃,故正人隐私处亦必谨守。这两段话意思微异,但都触及“独”的私处性以及警戒之的明显意涵。历代学者也都关注到这一点,如汉郑玄:“慎独者,慎其闲居之所为。”唐孔颖达:“故正人慎其独也者,以其隐微之处,恐其罪恶显示,故正人之人极慎其茕居。”宋代朱熹也袭此意绪:“独者,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……盖有别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,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……此正人所以重认为戒,必谨其独也。”  明显,文中“慎独”着重的是即便在无人知晓、没有监督的“闲处”,亦即私密情境下,正人仍然应怀有敬畏之心,严厉自律,克己复礼。文中“闲处”一词也一同提醒,日子中无疑有群居与独处两种生计场景,这也就带来了两类品德空间,前者是群处而揭露的(人前),后者则是独处而隐秘的(人后)。群居空间的公共日子,一是因有礼法的外在约制,且处在曾子所谓“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”的紧密监督下,加之曾子年代,社会充溢“求闻”“求名”的激动,奉法守礼、安分守己之外,又或“巧言令色”,求媚卖佞于公开场合,而故意“著其善”;而“闲处”则大为不同了,礼法未及,“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”又未达,这不啻于一个自在自在、可为所欲为的“自在六合”,此刻正人或会自律,而小人就恣肆了。上引“小人闲居为不善,无所不至,见正人然后厌然,掩其不善,而着其善”,就尖利提醒,“闲处”和群居的不同空间场域,不只形成了人前、暗里的两层品德空间,并且还造成了公、私操行的异化和品德的割裂。明显,曾子所倡议的“慎独”,以杰出的“闲居”自我克制自守,使独处亦如群居相同,这就消解了私家之境的品德风险,然后化独入众,扬弃群、独之异,又逾越两者之别,融化群-独的割裂与异化,弥合公、私品德空间的抵触,然后完成“吾道一以贯之”的品德圆融。  曾子慎独之独,除了上述“闲居”的私处或说私家空间之意外,还有一层意思,即指意念的隐秘之境。上引“所谓诚其意者:毋自欺也,如恶恶臭,如好好色,此之谓自谦,故正人必慎其独也”,对句中的独,朱熹注解为“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”。其间的“地”既实指一种隐私之境,而又与“独知”一同,意指别人不知、只要我知的“念虑”上的精力之域,它具有内涵性和封闭性,由于它仍是未曾经验性存在的“形而上”的意念。此似如《中庸》所描绘的“不睹、不闻”,又诚如朱熹所注解的“迹未形”。在此超验的只要意念自感的隐微之境,曾子亦如“闲处”相同要求“慎独”——“毋自欺也,如恶恶臭,如好好色”。其意涵朱子有殷切的阐释:“别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,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。”所谓“审其几”,即不能因己“独知”而忘乎所以,或着意伪饰,或故意歪曲,相反,应戒惧审视,精诚其意,一念之际,即有必要存诚而去伪,即如曾子所着重的“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”,寻求真挚而朴实,在魂灵深处“正心直内”。  不管是正心,仍是诚心,都是主体自我的自动内涵修为,它寻求的是一种很高地步的心里忠实。当然,曾子也指出“不自欺”有不得否则的“诚中形外”的逻辑关联性,“人之视己,如见其肺肝然,则何益矣!此谓诚于中,形于外,故正人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: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,其严乎!富润屋,德润身,心广体胖,故正人必诚其意”(《大学》)。可是即便如此,在“独知”之境考究“慎独”,仍然是很难的。由于假如说“闲居”已属私秘,而“独知”的“念虑”之际,则是更进一步的“独”,是隐之又隐的形而上秘境,它的难以言传,明显是外界不易窥知的,当然也是很难督查的。因而,这种情境下的“慎独”,相较于“闲居”就难上加难,由于它触及了“心诺”的别人无法感知的隐微。季札挂剑之动听,正由于他坚决饯别自己心里的承诺,是彻底自愿、自觉而自在的,真实做到了心里的忠实,充沛闪现了高度的精力自律和魂灵纯一。曾子的“吾日三省吾身”,以及他的肯定的“守约”,就反映并印证了这一精力自律。  曾子的“慎独”,以其极限化的修身寻求,蕴含了极致化的至善仰慕。《大学》开篇就说:“《大学》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所谓“止于至善”,即一定要到达一种品德的抱负地步,“止者,必至所以而不迁之意。至善,则事理当然之极也”(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·大学》)。文中“当然之极”就深入提醒了曾子明德寻求的高远性。《大学》中下面这段话,更为直白地表达了这种极致化的诉求:“汤之《盘铭》曰: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……《诗》曰:周虽旧邦,其命惟新。是故正人无所不用其极。”文中之“极”,“犹尽也”,有尽头无以复加之意,实即极限化;而“正人无所不用其极”,更显豁出一种肯定无条件的极限寻求。这种寻求,正逼真地折射出曾子“慎独”的精力意蕴,即着重尽其在我者,而不管是“闲居”仍是“独知”,也不管形式有何种改变,都严守一种肯定的律令,并将自己的言行乃至思维,无限向此律令挨近,心向往之,亦念兹在兹,无限地“求诸已”。所以曾子赞赏“寄命”:“曾子曰:‘能够托六尺之孤,能够寄百里之命,临节操而不行夺也。正人人与?正人人也。’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也因而,曾子嘉赏“死然后已”地为仁:“曾子曰:‘士不能够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认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然后已,不亦远乎?’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这既表现了曾子的品节与情怀,也生动宣示了曾子寻求“其极”的品德抱负主义,以及矢志不渝寻求这一抱负的“日新又日新”的精力。  众所周知,儒家建议“内圣外王”,既寻求全国大治,也着意人道的淳化,考究进则兼济全国,退则独善其身;而跟着济世诉求的激烈,往往愈加关心修己养性,故而《礼记·大学》《礼记·礼器》《礼记·中庸》《荀子·不苟》和出土简帛《五行》等儒家经典文献中,屡见这个词。严厉说来,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,能够说“慎独”仅仅儒家“内圣”崇奉下的一种德性时间,它既指向操行上的朴实,又包括“明心见性”的本体自觉,故而“慎独”既表现了儒家的德性之美,又凸显了儒家性命观的通透。